三、表演的规范与不规范性：两道高跷表演形态的对比研究

从两档高跷的表演形态来看，一方面，二者都借助于语言、服装、化妆等非身体语言的手段呈现和解释人物角色所表达的意涵。另一方面，则是直接借助身体作为暗示性与象征性动作的表现来传达舞蹈内容。摆会中的高跷表演与其他花会相结合，共同呈现了当地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思想写照，通过身体语言形态与外在道具服饰的结合，凸显出文化意义并将其传递给观赏者。

师徒  蔡利·摄

高跷会的演员在摆会和撂场时，也可以和观众开玩笑，而这种表演上的灵活性更多体现在具有喜剧色彩的傻妈和傻小身上。我在跟会的时候就曾看到，摆会途中，傻小的扮演者从路边卖零食的摊位随手拿走一串糖葫芦作为道具，而想要拥有这种免费待遇的条件就是，演员必须通过最简练的动作将卖家逗乐。傻妈和傻小所表现的情节与对话台词，多与村民的生活习俗和时下的流行文化相关。由于高跷的表演有一定的随意性，演员也可随时即兴添加台词俚语。 我曾于2012年在当地的一家小卖店中，对小河西高跷会的一位傻小的扮演者进行了访谈，部分访谈内容记录如下：

孙：您能给我讲下“傻小“这个角色在动作表演上的特点吗？

江：要坏、要傻、还要灵，坏就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儿，傻要傻出个意思，否则没有乐趣，观众不爱看，傻就跟戏里面的傻小子是一样的，道具是随意的。

孙：当初怎么想进的小河西同义高跷会？

江：我家挨着高跷会，从七、八岁开始踩，那会喜欢弄两根棍自己绑着绳子，到出会的时候就跟着他们踩着玩。退休之后，文革的前后时期，过年回家探亲，赶上正月十五，就回来踩高跷，不上班也要踩高跷，过去那会都是师傅，去的话师傅要先看你适合踩哪个角，男角、女角、老的或是小的。

孙：当年出会的时候的表演和现在一样吗？

江： “十二乐”是主角，小孩有想跟着玩的就穿着自己扮演的角色的衣服跟着后面走，过去只能有十二个人，现在搞活了，形式比较自由。过去的春节也出会，大年初二那会，初一要出去拜年，形式与正月十五是一样的，现在的春节就取消了。现在的表演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，过去人们练的都钻，玩起来的活也很漂亮，人人喊好。

在这个表演性会社的内部，个人角色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格特征的中心人物，这一特性扩大了他们表演的活动余地。例如在高跷会撂场时，暂时性地打破了习俗与惯例，而且具有挑逗性和嘲讽的对话无处不在，这里不仅存在男性化的身体，同时也有性倒错的身体，引来跟会的“粉丝们”笑声袭袭。表演的内容规定了撂场时身体和语言逾越生活中道德法则的尺度，使这档会在时代的转变下有利于其生存与革新。在表演场域中的调侃与逗骂透过人们的笑声净化了空间与人，使人们在通常状态下受压抑的冲动得以释放，为下一次的出会表演提供了有利条件，同时也打破了仪式中严肃与娱乐的界限。游神仪式作为当地一种典型的集体性节庆活动，无论会众还是跟会的人们都试图在这一刻达到一种情感上的一致，并通过“为火神爷表演”这一形式使这一意识最大限度获得了认可，摆会仪式的娱乐庆祝活动存在这一客观事实，为共同生活祈愿而欢呼，尽管这一存在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，甚至是有失公允，但这种借由仪式而展演的舞蹈，其身体语言的表达方式受其胜芳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制度、道德和审美等观念的影响。

作为一种民间艺术，胜芳高跷的表演方式与跨鼓规范的表演完全不同。它的动作没有固定的要求，也不受演员和表演技巧的局限。这种舞蹈表演的不规范性，固然与社区场域内的演出条件有关系，但是，也不排除人的主观因素。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，恰恰是这一不规范性，为高跷的再创造提供了理想的构架。表演中怪诞的身体线条清晰、轮廓分明。混杂于跟会的人群之中，兼容并蓄，与跟会人沟通联系，因不满其动作的局限性而从不断对肢体的表演性进行创编与发挥。“怪诞的身体，与周遭世界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。它既不处于封闭的已完成的状态，也不是现成品，而是一种自我超越，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。焦点被放在了身体的各个部位，身体借由它们或向周遭世界开放，或在世界中向其自身开放，即大张着的嘴、乳房、隆起的肚子和鼻子。”

石军生·摄

撂场过程中怪诞的身体与现代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前者相当于人与角色之间起衔接作用的桥梁，标志着联合。它不是自成一体的身体，大众及大众广场传统的逐渐衰退标志着身体作为独立的部分出现，也彰显着高跷会会众与他人之间的差异。后者则体现了人与现代社会与现代观念的紧密联系。

十二乐  邢华棣·摄

批四人帮  邢华棣·摄

信仰和游神仪式的社会功能首先体现在道德教化上。游神队伍中各道花会的表演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心理释放、娱人娱己、丰富业余生活的作用，这一点在每年的花会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。最典型的就是每年游神队伍中两道高跷会的表演，从三年来我的跟会感受看，两道高跷会是最受当地百姓喜爱和追捧的，其人气在所有花会中最为高涨，高跷会所到之处，看会的人无不蜂拥而至，表演开始后，更是接踵摩肩，我无数次地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挤得无法动弹。胜芳的两道高跷会有各种各样的固定角色，表演内容和角色形象也各不相同，我对其中几个丑角的印象较为深刻。这些角色的扮相奇异、滑稽、夸张，表演也十分逗乐，演绎的有一部分是生活中发生的诙谐、窘态百出的情境，在这些滑稽中有不少生活化、直白的表述，甚至包含一些粗口，常人难免认为有些粗俗，但因为其真实，贴近百姓生活，观众们不但不反感，反而会看得开怀大笑，尤其是“傻小子”和男扮女装的“傻妈”这两个角色的表演中，有许多直白、露骨、涉及性方面的语言和动作，比如摸胸、揪屁股、翘屁股挑逗等，看似大胆、粗俗，但观众们却在这种喜剧化的涉性情节中捧腹。就我对观众的观察而言，有不少人害羞、不好意思，但是在观看过程中始终非常开心。这显然是民间文化活动或者传统仪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。许多文化人类学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，将其视作一种情感宣泄方式，或将其视作一种对日常生活的“反结构”。表演者通过这种直白的表述和动作，将一种信号传递给观看者，即，在这几天的仪式过程中，观众在平日中较为压抑、较少提到以及受到拘束和要求的事情在这几天可以大胆放开，不受限制。这种喜剧化的表演即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人们对性的压抑，充当着“安全阀”的角色。而那些带着浓妆参加拜会的花会，如小车会、高跷会、秧歌会、跨鼓会，彩妆其表达的不仅是热情与喜庆，同时遮盖了他们原有的面容，使他们在夸张、滑稽、兴奋的状态中狂欢，享受自由与放松，同时伴随人们在欢乐中轻松度过一天。

高跷会脸谱  李英杰·摄